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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夫:“百家讲坛”成名之前的易中天

时间:2019-01-19 16:51  来源:未知  阅读次数:150

2000年,我写过《闲话易中天》一文,发在《解放日报》,后来又被《书与人》杂志转载。那时,知道先生的人不多,所以我开篇即牢骚――京官适合外放,便于捞银子。文人应该进京,容易名天下。――以下的议论,则多是为先生鸣不平的。那时先生和我,大抵皆未料到偏安一隅的他,还会真有一步如日中天的晚运。

其实,先生执教武汉大学时,已然是校园的一道风景。1986年,我插班进中文系,那时就已经开始实行必修课和选修课制度。选修嘛,学生挑老师,景况有点残酷――有的门庭若市,有的门可罗雀。高年级的师兄则跟我们参谋――易中天的课,不管他讲什么,都该是必听的。于是,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在他帐下做了记名弟子。那门课本身,我原无多大兴趣,叫着“《文心雕龙》美学研究”。

那时的插班生,是恩科拔贡,在学校有点天子门生的感觉。仗着都操过社会,小有薄名,不免腹笥中空却眼高于顶。待到走进先生的教室――那是武大最大的阶梯教室,先自吃了一吓。三百多的座位早被占满,讲台下的空地也已摆满了小凳,窗台上还挤着男生。这阵仗,在我从前的大学生活中却未有过。以后便也知道,要想亲聆謦咳,那是必须提前半小时去占座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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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生那会儿初进不惑,条纹衬衣牛仔裤,背直腰挺,用今天的话说――酷。听了几回,确实觉得有味,我这个老逃课的也就被吸引进去,竟从此构成一生的缘分,这,也真是始料未及的。能把《文心雕龙》讲得好听,即使在我今天来看,仍然认为是种大本事。

该课结业有两个学分,先生的考试却也特别――各自回去写篇文章,只要与原著相关即可。我为了博先生的青睐,斗胆用文言写了篇论文,后面还卖弄地附了一首律诗,记得有“谭龙谅必屠龙手,说美岂非解美人”一联。许多年后,与先生戏谈当初的交往,果然他是从这回考试注意到我这个姓名的――他给了个最高分,95。只是现在想来,我仍为年轻时的轻浮孟浪深感汗颜。

80年代的大学,于今天来看,确实恍若隔世。那种自由浪漫和求知欲,在眼前这个商业时代,似乎已很难重现。

先生的课,一直是人满为患。他每个学期,又都开的新课。因为怕挤,后来我只断续听过他和邓晓芒合讲的“中西比较美学”。邓是哲学系的才子,还是著名女作家残雪的哥哥。易邓当时在武大齐名,且都是78年以高中文凭直接考取武大的硕士。

真正走近先生,所谓入室,也是因为文字之缘。那时武大有个文学校刊,准备发我一篇习作。那正是一个时兴探索和实验的年代,我写的个小说,是把诗和叙事两条线并列而下的,形式上显得有点怪异。主编好意,专门拿去想请先生写个评论――那时老师在文学期刊开文评专栏的,只有他和于可训先生。先生似乎还对我略存印象,便要主编约我到他家去座谈。我未想到这竟成了敲门砖,自然,心底原是欣喜和忐忑的。他住在南三区,的确算是蜗居,主卧兼客厅,我们就在床前闲话。针对拙作,先生反倒没说几句,大意是好故事,这样就发表,有点可惜。我自然懂得先生的深意,至今也未敢贸然投出。

但自此之后,我则借梯上楼,与先生的过从渐密了。他在课堂上,原本对许多人事,都持皮里春秋的说法――这也正是他讲课的迷人之处。单独面对时,先生的嘻嘻哈哈之中,自然带着更多的机锋。那时,他还是副教授,曾经被刘校长赏识,一度做过系副主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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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老校长下马,他也就洁身而退了。那阵子高校还比较正规,因而教授也难免捉襟见肘,先生忽然就说要戒烟了。我不忍看他连这点雅癖也要断交,故意送他一条烟一瓶酒一斤茶,并附赠了一首五古――人生有三害,俗号烟酒茶。持之呈君子,献芹复自夸。烟为百害首,灼灼芙蕖花。舶来非国粹,盛行推中华。一支燃在手,焚香熏白发。暗夜见明灭,清宵练吐纳。喷之驱蚊阵,如鹤舞云霞。个中观世相,何似雾中花。冉冉作云游,功效胜大麻。

酒是万恶源,亦乃食精华。哲人千古醉,醒者皆堪杀。白眼夹醉眼,酒花掩泪花。一壶能遣闷,三杯聊解乏。飘然百病退,一梦登仙槎。谵呓皆珠玑,着书自有法。此亦属隐术,用之可避邪。茶本闲人趣,并称为一家。造化来指掌,无地入胸夹。荼蘼舌尖放,清泉齿上滑。清苦有回味,品味度生涯。三物皆有害,幸不违宪法。人不可无癖,嗜此非穷奢。劝公莫捐弃,悟道必无差。也许这首打油还真的起了点作用,以至于今天他还保有这些恶习。

先生和我,应该论得上谊兼师友。这种关系在我毕业之后,似乎更渐深浓。那时我分到琼岛,彼此尺素往还,说些非关家国的闲话。再以后,我又突然辞职回了武汉,之后是比较漫长的闭关索居生活。而此阶段的先生,在武大则也过得比较压抑。虽然着书几册,讲课最受欢迎,却由于众所周知的诸般人事,竟连正高职称也被卡着不评,住所则依旧是蜗居。于是,先生渐萌去意。

楚材难为楚用,这大抵是自古而然的可悲潜规则。好在天下尚大,自不乏人犹能于风尘中辨物色,很快厦大就来了调函。从当日的频繁通信来看,初迁海崖,风俗尽殊,不免有去国怀乡之叹。我在禁中,无以相慰,尝遥寄过一首词――念奴娇赠易师――燃烟枯坐,想先生何在?黑云遮月。望处霜风吹泪眼,又到团年时节。海岸无涯,仙踪难觅,应悔曾轻别。几回提笔,苦衷难以重说。犹记忝列门墙,谆谆垂教,常使心肝热。当年门生今孰往,护侍师尊身侧。随俗红尘,争逐蝇利,多是江湖客。夜深东望,但看云水千叠。

在那个特殊岁月,先生对我鱼雁殷勤,鼓励甚多。每次返汉省亲,也必弯到起义街55号来探视。难中相见,他给我推荐当年有哪些小说文章可以一读,说起刘震云的《新闻》,他竟能随口背出原文,并分析其中笔法的机智。师生相与禁中论文,确实每让陪侍之人跌破眼镜。至今想来,那样的画面实在温馨。

那时在厦门有个陌生女孩,经朋友介绍,与我时相笺候,有点近似今天的网恋。我托她去看望先生,一来二往,先生便多了一些了解。后来先生又来探我,很郑重地规劝,说彼此并不适合。他认为人在困境中不必盲目急于选择,来日方长,先欠人情则势必背负道义的十字架,最后使自己进退失据。想想人生所谓良师益友,云天高谊,也就莫此为过了。

先生学的是美学,讲的是文学,到厦大后执教的却是艺术,晚年得名的反而是史学和杂学。作为学者,他自有《艺术人类学》《文化人类学》等高头讲章摆在那里,如今更是世人皆知。但他还是作家,写得一手好小说,这却是大众不晓的。

那时先生初到厦门,心中耿然还有一些孤愤。他把高校制度的弊端及知识分子在一个变革时代的失态,写成了一个中篇小说《文火慢熬》,甫一发表,就被《中篇小说选刊》拔为头条。我是深为先生的才气折服的,那种老到的文笔,犀利的解剖,冷冷的幽默,说实话,远远胜过许多专业作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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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今天的教授,多不如民国时代那些学者,能把创作和治学都弄得非常像样。而先生,正是具备了如此的大器。但辞章小道,于他看来,雕虫而已,偶尔玩玩,只是聊遣雅兴。任我如何进言蛊惑,他都只肯稍展鳞爪。后来,他还写过一个中篇,名叫《高高的树上》,也是讽刺当下的学术腐败,看罢无不拊掌大笑。其实,即使先生今天已经名闻天下,私心里我还是有些扼腕而惜――倘他玩创作,也必将给这个无趣的世界,留下一批足以传世的经典。

大约从94年开始,先生感于商业时代对学术出版的冲击,开始跳出专业来写一些平民化的学术随笔。95年穷愁潦倒的我开始要自谋生路准备当书商,他听说后,马上把已经签约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部书稿(即后来畅销不衰的《闲话中国人》),又要了回来给我,说你拿去做,赚了就给点稿费,赔了就给点样书。这种古道热肠,在这个日渐势利的世界,实在是不复多见。

可是,那时的我于出版还是菜鸟,加上几个朋友资助的一点钱,捉襟见肘不敢多花。结果为便宜找了个烂印厂,印出来完全是残次品。印费搭了进去,书却难于销售,一本非常好读的书,却被我砸在手里。我深感有负先生美意,他却没有半句责言。就是这本当时名为《中国,掀起你的盖头来》的书,使我懂得了出版之道。我想,这部仅仅流传了几千册的书,今天也该是人们玩收藏的珍本了。96年,一个有心的编辑读了这本书,决定重新包装,我让出版权,该书当即成为畅销书而让别人赚得盆满钵满。

先生为了帮我,见我做书也基本上道,又把他的第二部畅销书授权给我,这就是眼前还在热销的《中国的男人和女人》。也正是从这两部书开始,先生成为了当代最具人气的思想学术随笔作家之一。

先生是我见过的最博闻强记的人之一,因而谈锋甚健。和他对话,寻章引句,信手拈来,你多半只有听的份。关键是他本性情中人,不古板,不装深沉,无论荤素都可以开谈。在酒桌上侃段子,那是他的一绝,满座人都会为之前仰后合。“百家讲坛”因是央视栏目,大众传媒难免诸多讲究――个人演讲的真正风采原是不易展现的。即便如此,他仍在其中异军突起,小露锋芒便赢得粉丝无数。

先生是重情重义之人,所以走到哪里都有朋友。95年他回汉,要我陪他去看看老校长,这时的刘老已经去职多年。只为若干年前的一段知遇之恩,他却不敢或忘。想想尘世中的种种缘分,总还是有些仿佛古风的东西,值得我们在心底温存和珍惜。也正是那回,我们出校时邂逅了中文系的一位领导,那位爷半真半假地说:你走了,我们还是很惋惜的,还是调回来吧。先生笑着答曰:那我确实有病。

善与人处的人,不一定没有脾气。前年我知道,他是大怒过一回的――要把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一个作者海默告到法庭,起因是该社出了该作者的一本书,其中一些文字,则直接取自先生前几年的旧着《读城记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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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玩的是,社里的法人周百易是我师兄,那也就是他的学生。而作者海默是湖北写诗的青年,与我则也算旧交。媒体生怕他们打不起来,希望这个世界多点茶余饭后的谈资,遂几面拨火,先在舆论上掰扯。冤家宜解不宜结,后来大家知道我与先生的交情,便托我私下调解。百易兄不用说,本乃他的高足,无辜成了被告,话到礼到即可。

海默兄则因在媒体撺掇下,原先说过些伤人的气话,先生难免不快。我知道劝他莫过于情,他是深谙情理的,于是只在电话里说――海默跟我一样,外省人到北京,拖着老婆孩子卖文为生,您要索赔,那就是逼人讨饭了。只此一句,先生就动了恻隐。最后只象征性地要海默付了110元稿酬,我问为什么要这个数字,他说代表报警而已。就这样,官司化解,我想这就算是古人所说的恕道了。

其实早在央视主讲汉代风云人物之前,先生就已经是畅销书大家了。除开前面提到过的那几本,他还连续出了《品人录》《艰难的一跃》《你好,伟哥》《帝国的终结》等。在整个书业皆现萧条的现在,他这种独具个性风格的随笔体学术书,却很奇怪地一路蹿红,成为各个出版社追抢的对象。即便如此,以我对他的了解,仍认为那时的他,还是未被这个世界足够认识,依然有其寂寞不爽之处。

不可否认,电视这种强势传媒确有其巨大能量。而他这样深怀利器的人,早晚也必将要被镜头发现。一旦崭露头角,则肯定要成为公共人物,要面对无数大刊小报的评头论足。这是人生的一个两难困境,毋庸讳言,每个囊中藏锥的人,都渴望舞台,都愿意有朝一日脱颖而出小试锋芒。正如林语堂所说,即便做和尚,也愿到都市大庙去对万千僧尼讲经,而不想就在深山孤寺对一个小沙弥说法。这是因为热衷思想的人,多愿把自己的寸心所得传播给社会。人类文化的薪火相承,也正有赖于此。

但大众传媒往往也是双刃剑,能成就人也能损害人。做公众人物,没有从容面对毁誉的气度显然不行。名高则谤生,这是自古而然的。连你的收入也成为市民话题时,你就别想还有什么隐私了。更何况许多同行文人,内心难问,交相攻伐,也在事理之中。于是,许多朋友看着现在的先生,就想起前些年的余秋雨,不免为先生捏把冷汗。但我知道,以他的智慧,游走于这根钢丝绳上,应该还是优裕自如的。

我知道我在此际来写先生,难免私淑之嫌。况且以其盛名,原也无须在下的锦上添花。只是因为见到一些流言,想到二十年来与先生的交谊,自觉有必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先生,让世人了解一下这个性情男人。而我所述的他那些为人品格,我相信,在如此世风的今天,肯定仍旧是许多人所稀缺和景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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